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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教育新聞 >理論時評

              山東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焦桂美:孫星衍與畢沅

              2020

              / 03/12
              來源:

              大眾網·海報新聞

              作者:

              焦桂美

              手機查看

                畢沅(1730-1797),字纕蘅,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進士。乾隆四十五年(1780)為陜西巡撫,乾隆五十年(1785)為河南巡撫,乾隆五十九年(1794)為山東巡撫,乾隆六十年(1795)為湖廣總督,嘉慶二年(1797)卒。畢沅雖為封疆大吏,然為政并非所長,《清史稿》本傳云其“職事修舉,然不長于治軍,又易為屬吏所蔽,功名遂不終”。畢氏愛才下士,則有口皆碑,《清史稿》云:“沅以文學起,愛才下士。”

                乾隆四十五年歲末,孫星衍受畢沅之邀抵達西安。時西安幕府初開,一時才人名宿踵至,以孫星衍、錢坫、吳泰來、嚴長明、洪亮吉五人最著:“畢公撫陜時愛才下士,校刊古書。時幕府之士甚眾,其尤著者為常州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坫及稚存、淵如。”

                這一時期,畢沅幕府產出的成果多成于諸人之手,后匯入《經訓堂叢書》。孫星衍為畢氏幕府所做貢獻,文獻多有記載:

                王朝梧云:“憶未識閣下時,有南人攜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撰《關中金石》諸書,知出鴻筆訂定,以為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

                王昶編《湖海詩傳》“孫星衍”條注云:“《蒲褐山房詩話》:畢秋帆撫軍在西安刊刻惠征君《易漢學》、《九經古義》、《禘說》、《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諸書,皆淵如為之校定。秋帆撰《山海經校正》,亦藉其搜討之力。故其學壹以漢魏詁訓為宗,鉤深致遠,探賾索奧,孫瑴、董悅所弗能逮。”

                法式善《陶廬雜錄》云:“畢氏靈巖山館刻書,《山海經》、《夏小正》、《老子道德經考異》、《墨子》、《三輔皇圖》、《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地記》、《晉書地理志新補正》、《長安志》、《關中金石記》、《明堂大道錄》、《易漢學》、《說文解字舊音》、《經典文字辨正》、《書音同義異辨》、《樂游聯唱集》十六種,其校正多出洪稚存、孫淵如之手。”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云:“畢公撰《關中勝跡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征君諸書,皆先生手定。”

                孫星衍也參與了《續資治通鑒》的纂修工作,《竹汀居士年譜續編》記載該書“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族祖十蘭先生佐畢公分纂成書。閱數年,又屬公覆勘,增補考異,未蕆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

                由上可見,在畢沅幕府的八年,孫星衍已經廣泛涉獵了經學、小學、史學、地理、金石、方志、諸子等多個領域。在乾嘉學者中,孫星衍以博通見長,他的博通與這一時期的學術實踐密切相關。

                在畢沅幕府的學術活動不但奠定了孫星衍的治學范圍,同時訓練了他的治學方法。如他在《校正山海經序》中講到畢沅校勘《山海經》的做法:“秋颿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證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征也。”畢沅不僅重視文獻考證,也很注重實地考察:“先生開府陜西,假節甘肅,粵自崤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證水道為獨詳焉。”畢沅校勘《山海經》采用的材料、運用的方法對剛剛走上學術之路的孫星衍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他纂修方志、考證古跡、著錄碑刻,兼重文獻記載與實地調查,與畢沅幕府的學術積累密不可分。

                在為畢沅校理古籍的過程中,孫星衍也衍生出一些自己的學術規劃,如在校正《山海經》時,“星衍嘗欲為《五藏經圖》,繪所知山水,標今府縣,疑者則闕,顧未暇也”。孫星衍后來與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并付梓行世,也是受到畢沅的啟發:“先生又謂星衍: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經》。《神農本草》載物性治疾甚詳,此書可以證發。遇物能名,儒者宜了。惜未能優游山澤,深體其原,以俟他時按經補疏。世有知者,冀廣異聞。”孫星衍、孫馮翼同輯之《神農本草經》于嘉慶中刊入《問經堂叢書》。

                校書之余,幕府同人也常常登高臨遠,探訪古跡。這些活動擴大了孫星衍的眼界,鍛煉了其實地考察的能力。孫星衍在乾隆五十年撰寫的《三輔黃圖序》中,曾談到自乾隆四十五年進入畢氏幕府五年以來的考察經歷及這段經歷對校勘《三輔黃圖》的重要作用:“予以乾隆困敦之歲,聿始西征,游寓五載。中丞館予上舍,此邦當路,歡若平生。延訪名山,流連遺址。西觀芒竹,東歷陽華,北繞甘泉,南瞻子午。千門萬戶,指掌能圖。四塞八川,畫沙可述。又撰諸方志,旁求故實,頗悉源流,良亦此書之益。”

                畢沅幕府人才濟濟,又有其他學者時常來訪,交流切磋,其樂融融。如孫星衍在《儀鄭堂遺文序》中記載乾隆五十年(1785),孔廣森因公事至河南中州節署,與畢沅、嚴長明、邵晉涵、洪亮吉等相見甚歡:“歲乙巳,余客中州節署,值顨軒以公事至。時秋颿中丞愛禮賢士,嚴道甫侍郎、邵二云閣校、洪稚存奉常皆在幕府,王方川編修亦出令來豫,極友朋文字之樂。”又在給王復詩集寫的序言中深情追憶:“予在關中節署,秋塍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昶先后入關,又多從游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跡,著書歌詠,以紀其事。”《樂游聯唱集》就是他們游覽、宴飲唱和的真實記錄。《弇山畢公年譜》記載:“四十七年,公著《樂游聯唱集》。時在幕府者: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陽湖洪孝廉今翰林院編修亮吉、孫文學今山東兗沂曹道星衍、嘉定錢明經今乾州州判坫,皆吳會知名士。門人伏羌令楊芳燦序之。”

                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十七日至次年二月二日,畢沅與幕府同人為消寒之會,唱和之詩匯為《官閣圍爐詩》,其《靈巖山人詩集》中也記載了不少與諸人的唱和之作。畢沅還將方正澍、洪亮吉、黃景仁、王復、徐書受、高文照、楊倫、楊芳燦、顧敏恒、陳燮、孫星衍、王采薇等十二人詩作結集為《吳會英才集》,刊布流傳。

                在畢沅幕府諸同人中,孫星衍以才華橫溢著稱。《孫淵如先生年譜》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同人分題賦詩,孫星衍半夕成數十首,畢沅以演劇為賞:“是時節署多詩人,約分題賦詩,各題擬古,共數十首。同人詩成,君未就。與同人賭以半夕成之,但給抄胥一人,約演劇為潤筆。既而閉戶有頃,抄胥手不給寫。至三更,出詩數十首,有東坡生日詩在內,即文不屬稿之作也。中丞嘆為逸才,亟為演劇。”

                畢沅對孫星衍與洪亮吉格外信任,不但賞識其才華,而且委之以公事。畢沅曾摩刻唐開成石經入覲進呈,并擬請孫星衍、洪亮吉、江聲三人在西安書寫清朝三體石經,寫成之后進呈朝廷,此事雖因當權者阻擋而未能實施,但畢沅對孫星衍、洪亮吉的分外器重則不待贅言。《洪北江先生年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記載:“時西安修浚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為名規畫其事。”孫星衍《芳茂山人詩錄·濟上停云集》中《曹南督送赴楚官兵寄畢制府(沅)》詩,有句云:“作宦未深思入幕(在公幕府八年),談兵漸慣當論文。蕭蕭車馬辭曹渡,漠漠云山望楚氛。也似西師掃回鶻(番回蠢動,時隨公在關中),盼公投筆樹功勛。”這首詩寫于乾隆六十年(1785),畢沅由山東巡撫出任湖廣總督之時。詩中回憶追隨畢沅的八年,時常參與軍事活動,以至于談論兵事與寫文章一樣成了習慣,恰可為洪亮吉年譜之注腳。

                孫星衍性情狂傲,不矜細行,畢沅對他尤為寬容。洪亮吉《北江詩話》記載:“吾友孫君星衍,工六書篆籀之學,其為詩似青蓮、昌谷,亦足絕人。然性情甚僻,其客陜西巡撫畢公使署也,嘗眷一伶郭芍藥者,固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歸,時戟轅已鎖,孫不得已,接長梯百尺,自高垣度過之,為邏者所獲,白于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惟恐孫之知也。”況周頤《眉廬叢話》之“牛奇章畢靈巖憐才”條也有相類記載:“尚書靈巖畢公撫陜,孫淵如居幕府。淵如好冶游,節署地嚴,漏三商必下鍵,公自督視之。淵如則夜逾垣出,翌晨歸,以為常。或诇以告公,弗問也。”

                孫星衍目無余子,常與同人議論不合,其《別長安詩》之一云:“洛下東西屋接聯,等閑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輕居易,日日危談動四筵。”注曰:“予與嚴道甫、錢獻之、洪稚存、王秋塍客節署最久,議論時有不合。”在這首詩中,孫星衍自比性情偏激、與人不偕的皇甫湜,狂放之態約可想見。

                不僅如此,孫星衍還喜歡嘲諷謾罵他人,同人不堪忍受,欲群毆而攻之。身為幕主的畢沅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別構一室,單處星衍,館谷倍豐于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孫星衍要從大梁節署回籍參加鄉試,畢沅饋贈盤纏。幕府同人打算攔截于路,以報平日所受凌辱。畢沅得知,盛張宴席,與幕友痛飲達旦,假托星衍有事,使其天明脫身上道。

                正是在畢沅的包容、呵護、提攜下,孫星衍得以追隨其從西安到中州,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中進士,進京赴職。

                孫星衍在畢沅幕府的八年,也是畢氏網羅人才最盛、產出成果最多的八年。孫星衍進京以后,畢沅幕府成員各奔四方,著述之事逐漸零落,孫星衍為此深感惋惜。

                在畢沅幕府的經歷,對孫星衍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他此后的治學方向奠定了重要基礎。孫星衍對畢沅始終心懷感激并在詩文中多次表達,如《芳茂山人詩錄·澄清堂詩稿》卷上《別長安詩》有句云:“識字時時一座傾,著書往往食前成。傍人漫說狂如故,北海如今薦正平。”同卷《汝南道中寄別熊存甫太守》云:“憐才節度(謂弇山中丞)風流守,一代梁園大雅存。交到忘年惟北海,飲能十日共平原。”于《游隨園贈袁太史七首》之一云:“五年客夢此山中,重過名園話不窮。惟有先生與開府(謂畢中丞),相逢教吐氣如虹。”

                (節選自焦桂美著《孫星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7頁)

              初審編輯:

              責任編輯: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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